“公地悲剧”的问题能从挪威三文鱼产业找解决方案?

中国水产频道报道, “一群牧民在公共草场放牧,一位牧民想多养几只羊,增加个人收益,虽然他已明知养的数量太多了,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退化,但草场毕竟是公共资源,而每一位牧民都抱着“及时捞一把”的心态,增加羊的数量,最终无草可吃,导致所有牧民破产。”英国生物学家勒特·哈丁教授的“公地悲剧”(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)形象反映了以独立个体户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水产养殖业面临“不可持续”的困境,而在鲍鱼产业中的每条价值链上均有类似“悲剧”的存在。 中国水产业有特殊的国情,可持续发展不一定是当下行业最关注的问题。或许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过度使用无益于长远发展,但却无法阻止事态恶化,束手无策之下有的人甚至选择同流合污,更加剧了“悲剧”的严重性,从而大大缩短了一个产业的寿命。 “公地悲剧”的发生,人性的自私或不足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,而公共资源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管是另一个必要条件。如果我们关注国外产业状况,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水产业发展史,就不难发现类似“公地悲剧”的历史问题已有了成熟的解决方案。挪威三文鱼产业便是成功的案例。 挪威三文鱼养殖场 上世纪八十年代,三文鱼养殖业在挪威兴起之时,挪威政府便有意让这个产业走“计划经济”路线。 挪威政府根据海岸环境情况估算出区域生物容纳量,将这些生物量配额平均分配到各个许可证中,至2016年,全挪威共有990张许可证,以拍卖形式由企业购得。许可证只能在相应的产区使用,每张许可证所规定的“最大生物量(maximum allowed biomass, MAB)”为780吨,也就是说,全挪威的三文鱼生物量不超过772,200吨。 许可证上规定的生物量总量并不完全等同于产量,更确切的说,生物量相当于养殖系统中现有的活体库存量。大公司持有的许可证数量多,平均每张许可证对应的产量偏低;小公司持有的许可证少,但每张许可证创造的产量偏高。一般来说,一张许可证一年可创造1,200吨的产量,挪威最大的三文鱼企业Marine Harvest所持的每张许可证仅对应1,000吨左右的产量,排行挪威三文鱼企业倒数第三。 政府如何对产量实施监管呢?每家企业持有的许可证数量作为公开信息被政府收纳,企业还必须向政府报告年产量,如果产量与许可证数量的比值过高,意味着可能存在违规操作。此外,挪威养殖三文鱼基本是正关出口,海关把握着每家公司的贸易数据,若双面的信息存在较大误差很容易引起注意,因此挪威企业便难以虚报产量蒙混过关。 如果一家公司想提升产量,他就只能向其他同行公司购买许可证。在挪威,三文鱼养殖许可证的地位类似于房产证,可抵押给银行和金融机构换取贷款。2013年,挪威政府签发了45张“绿色许可证”,绿色许可证具有“永久性”的特质,每张绿色许可证曾以一千万挪威克朗的价格出售给三文鱼养殖公司,或内部交易,或公开拍卖。

挪威三文鱼公司产量管理模式 另外,为防止垄断,挪威政府对于持有15%以上许可证的大公司实施额外监管,在同一产区,一家公司不能持有50%以上的许可证数量。 挪威沿海被划分为13个产区,当前所有的产区均已分配了相应数量的许可证,因此,挪威三文鱼产量的增长已无法依赖于养殖面积的扩展,新技术更迭是唯一增产的引擎。2015年起,挪威政府只为采用先进养殖技术的企业提供新许可证,签发条件是,新技术必须能极大地降低病害发生率,其中一项标准是鱼虱发现率须低于每尾0.2只。 在如此严格的条件下,大部分挪威养殖企业很难再获得新的许可证。如不采用新技术,养殖成本只会越来越高。去年,挪威三文鱼平均养殖成本为34.29 NOK/kg,较2015年上涨了13%。相比全球其他的三文鱼产区,挪威正在逐渐失去成本优势。 挪威科技公司看到了行业瓶颈所在,近几年研发速度提升了不少。其中,比较有代表性的新技术为“蛋形三文鱼养殖系统”和"Marine Donut概念渔场"。

Marine Harvest “蛋形”三文鱼养殖系统

Marine Donut 概念渔场 挪威三文鱼产业的“许可证”制度虽限制了产量,在短期内导致了养殖成本的上涨,但是从长远上看,它保障了行业的可持续性。年产量稳定在100万吨上下,不至于出现大起大落的混乱局面。至今挪威三文鱼养殖业坚持绝不使用抗生素的底线,这与抗生素滥用的智利三文鱼形成强烈反差。 只有如此高品质的三文鱼产品才能被挑剔的欧洲消费者认可,即使成本上涨,挪威三文鱼在欧洲消费者中的品牌地位依旧不可动摇,这也是智利三文鱼迟迟不能打入欧洲市场的原因之一。 我们在讲述一个养殖行业可持续发展历程之时,更多的是在向外界传递正面信息,为品牌的打造是大有裨益的。 本文转自PlanktonReports ,如需转载,请注明出处。 : 挪威 三文鱼 水产养殖